毛泽东教育侄子吃苦在先
 

       我（毛华初，烈士后代，毛泽民夫人王淑兰的养子）从湖南韶山到延安，第一次见到大伯，是在1938年7月的一天下午。
       遵照妈妈的叮嘱，一见大伯，叫了一声“大伯”，行了90度的鞠躬礼。当时，大伯正在伏案处理公文。他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我，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当时我真急了，便忙抢着说：“妈妈说这里有书读，还要我问候您老好，我不回去。”
     “这里是有书读，但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都有可能轰炸延安。要跑飞机，要跑路。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头，你在这里吃得消吗？”
       我连忙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苦。我给地主放过牛，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什么苦都吃过，吃得消。”这时大伯高兴而又风趣地说：“啊！我还不知道，你原来吃过苦，那就打收条留下吧。”一句话使我定下心来。接着大伯又严肃地说：“不过，要记住，你过去是吃过旧社会的苦，吃过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种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我初到延安，大伯就给我上了一堂要为革命吃苦的政治课。这对我以后的成长，是何等的重要啊！
       1945年冬，我正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党中央决定将在延安的干部分往全国各地。我申请去东北。
       一天下午4点多钟，我高兴地唱着歌儿，来到枣园，向大伯告别。我立正向大伯报告说：“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去东北，过几天就出发。今天特来看望你老人家。”大伯高兴地说：“你要去东北工作，好！我赞成。”我试探着提出能否给解决牲口问题。大伯严肃而温和地教导说：“你想要一匹牲口？可是我们枣园的牲口，每匹马都有一块牌子，谁要拿去一匹都会知道，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给。”我不敢再做声了。大伯又关切地说：“你要点钱吗？可以从我的稿费里给你一点钱。”随即他便叫警卫员取了两万元边币给我。临别时，大伯起身送我至院门口，又叫警卫将他自己穿的一件蓝棉大衣取来，交给我说：”现在天气寒冷，你把这件大衣拿去，早晚可以披一披。“这慈父爱子之心的话，感动得我一时控制不住，两眼的泪花直涌出来。大伯又伸出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亲切地祝愿我说：“去吧！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
       时光流逝得真快。从1945年冬离开延安至1955年冬到北京，又看望大伯，已是整整10年。这时我在湖南省林业厅担任副厅长，到京参加林业工作会议。一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钟，车将我接到中南海的一个周末晚会上。舞厅是一间不太大的旧平房，没有豪华陈设。参加舞会的人员，都是首长家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我向大伯汇报了到东北、南下回到湖南的工作过程，我们谈话时间较长。有一位人称小何的姑娘，前来请大伯起舞，大伯说：“有客人，再休息一下。”小何便蹲在大伯的膝旁。大伯含笑问小何：“你今年多大？”小何说“十九。”大伯又看了我一眼说：“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时李敏进来请爸爸起舞，小何即与我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