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子之道

文/纪　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在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他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子女中出了三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儿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儿子梁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其他子女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或是新四军女战士，或是爱国军官。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前途都有周到的安排，又不强求他们一定遵照父母的意图，对他们反复征求意见，直到满意为止。如他希望在加拿大读大学的思庄选择当时中国几乎是空白的现代生物学，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得不好，梁启超得知思庄的苦恼后去信说：“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愿，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他鼓励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
从1923年起至1929年去世，梁启超共有5个子女在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总抽时间写信，寄照片。他在信中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倾诉生活的苦和乐、悲和欢，热情鼓励他们。信中没有任何说教，只有循循善诱；没有指责，只有建议；每封信都充满真挚的爱，促使孩子们不断奋进。他教给孩子们做学问的方法，要求他们不仅要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1927年他给思成的信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工夫。”在给思庄的信中说：“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
梁启超的政治热望与人文取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处处体现着与时代并趋的精神，不断鼓励指导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继续前进。“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无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教育来自生活中潜移默化的随时引导。一次在北戴河避暑期间，外孙女荔明等几个孩子在沙路上挖了“陷阱”，邻居一女士一脚踩在坑面上，几乎摔倒。梁启超严肃地告诫他们：“……今后对别家的人，还是不要随便开玩笑为好。”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蜜月旅游时，梁启超写信给思成：“……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的建筑极有特色，严整有思想……到法国后在马赛上船，腾出时间、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与艺术……”这次蜜月旅行，竟是他为儿子安排的一次西方建筑的见习，饱含了一位父亲细微周到之心。
梁启超崇尚科学，提倡个性发展，以培养兴趣为先导，注重精神引导、毅力培养。他用自己的治学心得启发儿女，强调学习的专心致志。他告诉孩子三步读书法：鸟瞰，解剖，会通。他以坚强的奋斗精神和乐观风趣的博大情怀教育子女：“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津津有味，什么悲观了、厌世了，从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出现过。”梁启超说：“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他的孩子们也得到了这种真传，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他们从不悲观，个个都是胜利者。
他自己生活俭朴，也这样要求子女。当时，其家庭已进入上层社会，但他不改往日的寒士家风。他对孩子们说，一个人要好学、坚忍、勤俭，在给一个个外出留学的子女的信中，他写道：“一个人物质的享用，只要维持生命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呢。”
在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梁启超对孩子们的前途有周密的考虑，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不强求孩子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孩子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他的子女们都不靠父亲的名声，而是十分用功，默默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