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严于教子

文/纪　仁

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上大学时，有一次放寒假，给父亲的司机打电话，说自己想带一些行李回家，让司机去接她。刘少奇听说这件事以后，非常严肃地批评女儿说：“车是公家的，你有什么理由向单位要车？你坐着小车回家，那些工农的子女会怎么看？你年纪轻轻，坐公共汽车不是很好吗？那么多人都受得了，你为什么受不了？”直把女儿训斥得眼泪汪汪的。
用一次公家的车，也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这样严格要求子女，不让他们享受特殊待遇，更不让他们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为“优越”的家庭未必都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相反，家庭越“优越”，越容易使孩子产生“骄娇”二气。有的迷恋金钱和权力，认为金钱可以换来一切，权力可以摆平一切。有的妄自尊大，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还有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他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湖南老家。乡亲们对他的大儿子说：你的父亲在北京是个大官，何不找他给你安排个工作？于是，大儿子来到了北京。谢觉哉一听他的要求，非常生气。他对大儿子说：“现在城里需要人，农村也需要人。我不能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就把你调到城里。那么多的乡亲，不是都在农村吗？你还是回去和他们一起种地吧。”儿子只得回去了。
如果一方面要求别人家的孩子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让自家的孩子到机关单位端“铁饭碗”，这样的干部，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吗？
1981年底，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内容就是要求子女搬出高级住房。王首道全家共有12口人，儿子、女儿、孙子、外孙都和他们夫妇住在一起。王首道说：“你们都长大了，自己的生活要自己闯，不能只靠父母的待遇和地位。所以我决定让你们都搬出去，把这里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更困难的同志。至于你们搬到哪里去，各人想各人的办法。单位有房的搬到单位，单位没房的自己租房。我不会替你们打招呼，也不允许你们搞特殊。”几天后，子女们便都搬了出去，一共腾出了9间房子。
王首道不会不知道，孩子们到单位里要房和到外边租房也不容易。但他更在意的，是社会影响和组织纪律。如果每个领导干部都让子女生活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利益，那还怎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有12个子女，他正好也有120万元存款。如果把这些存款平均分给他们，每人可得1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阿沛·阿旺晋美有一天突然向子女们宣布，要把自己的120万元存款全部捐给国家。他说：“我知道，这些钱对你们都很有用。但把这么多钱交给你们，我不放心。钱多了，人就容易放松，不再积极，不再努力。所以我觉得，与其留给你们万贯家财，不如留给你们自食其力的品德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子女们也都赞成父亲的决定。
钱是有价的，而自食其力的品德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是无价的。给，永远比拿愉快。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