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冬季

文\吴宝三

        我的家在东北大地松嫩平原上的一个小镇，每当风雪来临，便令我情不自禁忆念起母亲在冬季……
中国家庭的传统，大都是严父慈母，而我家则是严母慈父。母亲主事，识字不多深明大义，对子女们管束甚严；父亲是读书人，写得一手好字，喜喝酒，家里油瓶倒了也不去扶，对孩子溺爱有加，从未说过一句责备的话，家里家外的事,父亲皆向母亲问计。
那年冬天，父母领着长兄和同龄的堂兄从鲁西南的单县闯关东。一过山海关，风雪漫天，滴水成冰，母亲赶紧让父亲脱下羊皮袄裹在堂兄的身上，而自己的儿子却冻得瑟瑟发抖。翌年冬天，抬钱为堂兄娶妻，为这桩婚事，如伍子胥过昭关，母亲急成一头白发。
父母亲虽然为生计时有口角，烽火迭起，但在教育子女上有惊人的共识。1950年冬天，长兄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家里对二老说：上级已经批准，我要走了。父母听后异常平静。父亲说，这是精忠报国；母亲说，从古到今忠孝不能两全，你放心去吧！
1959年的初冬，父亲因贫病交加早逝。母亲给只有百十里远近的堂兄连拍两封电报，让其赶回来送送叔父。堂兄没有来。三年困难时期，堂兄因在城里挨饿回来“弄点口粮”。提及父亲去世，性情刚烈的母亲当着众人，指着堂兄的鼻子怒不可遏道：“你叔叔白疼你啦！你有儿有女，想为子女树个无情无义的榜样吗?!”
我不论在外地读书还是后来在异地工作，常回家看望母亲，每每离家，母亲从未走出家门送过我，也从未表现出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眷恋之情，就像我在她身边时每天去学校上学一样。一个隆冬的夜晚，我顶着“烟泡儿”大雪步行去火车站，路上想起有件东西忘在家里，忙顺来路返回去。突然，发现母亲步履蹒跚迎面走来，我明白，这是母亲送别子女的一贯方式。临行前，母亲一遍遍唠叨，去火车站绕点远儿走大路，别抄近道,路过那个大壕沟全是冰，沟边老米家那条大狗前几天又咬伤了人……我含着泪水凝视着本不该这般苍老的母亲，但见她手里拄着一根木棍子，满头白发在昏黄的路灯下一闪一闪。
1970年夏季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夏季,“文革”的风暴趋于平缓,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北大、清华开始招收首批工农兵大学生。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上大学尚无太大热情。由于我曾被造反派错误批斗,落实政策时我要求过上大学,于是工厂把我列为推荐人选之一。入学通知书下来后,我倒犹豫了:这一去好几年,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母亲妹妹如何生活?母亲看出我的心思,斩钉截铁地说:“去,一定要去!天无绝人之路,家里不用你管!”在母亲的“软硬兼施”下,我才坚定了上大学的决心。世界上有些事情难以逆转,1963年我报考北大落榜,七年之后,成为北大的学生竟成现实。入学之后得知,许多原来该入学的青年人,不是父母反对或舍不得,就是对象拖后腿而与大学失之交臂。在我成长过程中,母亲为了不让我辍学而毅然率全家出走；为了让我进大学深造,自己宁愿含辛茹苦。这两步,无疑是我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母亲没有文化,是千千万万普通劳苦妇女中的一员,对于我,她却是生我养我教我的最称职的导师。母亲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我受母亲的感化,也曾有一些棱角,不过都稍纵即逝,很快磨光,这大概是接受“文革”深刻教训的缘故；母亲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如果我学得一点点，无疑是受她的影响。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也是在冬天，是她弥留之际。我买了半个西瓜送到她的枕边。母亲缓缓说道：“你平时给我的钱我都攒着，发送我，用这钱请大伙吃顿饭。”母亲走了，向我和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平静的告别……
（作者系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