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反“三江大讨伐”与西征

　　(一)东北抗联部队在反“三江大讨伐”斗争中面临的严峻形势

　　1937年冬，日伪当局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疯狂的“三江大讨伐”，使抗日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敌人不断加强军事攻势、经济封锁，强化“集团部落”政策，使东北抗联的斗争越来越艰苦。日军操纵下的“满洲国”首先统一了“讨伐”指挥机关，军警机关合并，组成治安部，制定了五省联防“讨伐”计划，由大黑河、吉林至南满，形成连亘数千里的敌人封锁线，其目的就是阻止东北抗日联军向西开展和步步为营地向里包围，缩小游击范围，使抗日联军驱于依东一隅，以便一鼓歼灭之。基于以上情况，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对冲破敌人的“大讨伐”，分兵突围、部队西征、开辟新的游击区的斗争进行了部署，提出在哈南、哈东及松花江两岸仍留一批主力部队坚持斗争的同时，派出一批部队转往萝北、绥滨一带活动；派出抗联第三军第九师一部远征北安，赴黑河地区活动，第一师和第六师分别穿过嫩江平原，伸展到讷河、布西、拉哈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第五师到海伦、通北、德都、龙门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对抗联第六军则要求“西征巴(彦)、木(兰)之三百精锐，速于封冻前，束装西进，勿再徘徊歧途，犹疑不定，贻误计划。”赵尚志还对远征军事行动不理的一些干部进行了说服。他指出：突击自然比较艰苦，但革命者要有坚定的勇气排万难的信念，目前整个形势使我们不能迟疑和自懦。当时，北满抗联部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难主要有三，一是武器弹药严重缺乏；二是频繁激烈的战斗使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牺牲，军政领导骨干缺乏；三是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主要是因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对来自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关于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的一些指示，出现不同理解、产生争论，得不到统一，迫切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领导。

　　为了摆脱抗联面临的困境，谋求军事援助，接通与党中央的联系，1937年11月26日，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致信苏联远东方面军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及苏共(布)远东军区党委，希望在对日军事斗争布署等方面给予指导，在武器弹药及军事技术方面给予援助，并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不久，抗联第六军第一师代师长陈绍宾率交通队由苏联返回，带来远东地区苏军司令部邀请北满抗联总司令部负责人赴苏商谈工作的信息。1938年1月初，赵尚志带1名副官、4名警卫员，由萝北名山镇通过封冻的黑龙江到达对岸的苏联。但意想不到的是苏方不承认有邀请北满抗联总司令部负责人赴苏的事情，并把赵尚志及随行人员解除武装，押送到伯力，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军区内务部拘留所里。1个月后，按约在萝北县迎接赵尚志回国并准备接收苏联援助枪支弹药的抗联第三、第六军约600名骑兵与日、伪军部队遭遇，各有较大损失，在前临界江、后有追兵的紧急情况下，第六军军长戴鸿宾与第三军第一师师长蔡近葵、第九师师长李振远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过界赴苏联。于是戴鸿宾等率500余名骑兵被迫进入苏境。但，他们如同赵尚志一样，全部被苏联边防军解除武装。与赵尚志关押在同一个拘留所里，其余官兵被苏联遣送到新疆，交给新疆督办盛世才，被盛拆散，大部分被屯垦，少数去当兵，他们要求回东北抗日，但都未能实现。就这样，北满抗联精锐部队第三、第六军500余名骑兵丧失殆尽。不久，为寻求军援于1937年末过界赴苏联的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也被解除武装，与赵尚志、戴鸿宾关押在一起。

　　北满抗联主要领导人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被苏方长期关押，是东北抗联历史上影响甚大的事件。苏联关押三位抗联军长与苏方肃反扩大化、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遭捕并枪杀，苏军与我方联络渠道被切断有关。另外，由陈绍宾带回的信息是否属实也是一个问题。赵尚志对此一直有怀疑，认为是奸细所为。

　　赵、戴、祁三位抗联主要领导人被苏方关押一年半，直至1939年5月才被释放，使北满抗联部队失去了核心领导，遭受了重大牺牲的损失。特别是这一事件发生在北满抗联队伍面临应对日、伪军在伪三江省地区开展“大讨伐”的关键时刻，在斗争需要集中领导，部队需要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北满抗联部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无法回到前线指挥反讨伐斗争，使第三、第六军的西征计划未能及时实施，在敌人于1937年开始的“三江大讨伐”中，北满总司令部所属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均遭到很大损失。据统计，到1938年5月，这四个军仅剩3010人，活动在三江地区的抗联第二路军所属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军部队也同样受到严重损失。

　　总之，由于日伪当局开展“三江大讨伐”，抗联第二路军和北满抗联各军部队严重受损，抗日游击战争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二)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南远征

　　1937年11月，日伪当局在伪三江省地区进行疯狂大讨伐，对活动在这里的抗联各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1938年4月，为了冲破敌人对依兰、勃利、富锦、宝清等地的军事讨伐，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粉碎敌人将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图谋，中共吉东省委决定，抗联第二路军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的五常、舒兰进行远征(史称西征)，开辟新的游击区，以达到旧区新活动，开辟新方向，脱离敌人围攻，贯通南满热河方面联军游击的联系，牵制扰害敌人后方的目的。决定西征军以第四军全部，第五军第一，第二师，及第二军第五师全部为骨干，第八军及救世军、义勇军在同一计划下协同动作。

　　根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的部署，1938年5月初，活动在富锦、宝清、桦川、勃利等地的抗联第四军全部和第五军第二师即开始集结。但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反对西征，不执行西征的指示，没去指定地点集结参加西征。

　　5月中旬，抗联第四、第五军远征部队开始向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移动。部队出发不久，即被敌人发觉，经常与日、伪军接触并进行战斗。6月29日，第四、第五军领导人在莲花泡密营召开联席会议，重新研究远征行动计划。决定放弃南进，分批直接西征五常，具体 行动计划是将第四、第五军部队分成三部分行动。一是由第五军第一师150人作为先遣队，师长关书范负责；二是以第四军第一师和第五军第二师260人为一部，由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和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负责；三是以第四军第二师和第五军教导团及救世军270人为一部，由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第四军副军长王光宇负责。全部西征队伍680余人，其军事、政治领导仍由宋一夫负责。

　　7月1日，西征部队按照莲花泡会议决定开始行动，先遣队开始向五常方向进发。7月2日，李延平、宋一夫和柴世荣、王光宇部袭击了牡丹江岸的三道通，经过一天，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夺得部分给养，立即西进。经由四道河子、三道河子，越过张广才岭，通过300多里无人烟的高山密林地带的艰苦行军，到达苇河县楼山镇附近。7月7日，西征部队在途中与救世军王荫武部汇合，隐蔽在楼山北20多公里的山林中。

　　楼山镇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一个重要木材采伐场所，有森林铁路与中东铁路亚布力站相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侦察得知，这里住有日本关东军木材采伐机关，一个伪军中队和守备森林铁路的白俄伪警察中队及部分伪警察、伪自卫团武装。在镇外围及敌军营房附近设有炮台、地堡、暗沟等防御工事。而敌人对西征军的到来毫无察觉，也无防备。西征军领导决定出敌不意攻打楼山镇，打击敌人，夺取武器和给养。7月12日凌晨，西征部队顺利攻占了楼山镇。这次战斗，击毙敌军多人，俘虏了伪森林警察中队长等六七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近百支、子弹4万余发及粮食、服装等军需品甚多。对敌人在该地区附近的防御建筑物、森林铁路、桥梁、通讯设备皆于以破坏。这次战斗也惊动了敌人。敌人由延寿、方正派出援兵，追击西征部队。在敌情十分严重情况下，柴世荣率部停止西征，返回刁翎游击区，关书范部奔横道河子，李延平、宋一夫率部继续 向哈东五常进发。

　　哈东地区原是抗联第三军游击区和根据 地，但三年前主力部队已离开这里。此时，敌人已在这一地区普遍建立 起集团部落，采取严密统治措施，西征部队进入该地难以得到群众支援。抗联第四军和第五军二师部队因路径不熟，曾一度误入延寿县境，多次与敌军遭遇。在荒沟反击战中，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7月下旬，部队渡过蚂蚁河再入苇河县境，与关书范部相遇，合兵一处，拟越中东路进入五常。行进途中，由于敌人封锁，西征部队给养极端匮乏，军马被宰食充饥，马肉吃光，只得以野果、野菜充饥。西征部队数十天连续行军，许多战士鞋子磨破赤足行走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因连续行军、战斗，战士们十分疲惫，战斗力大大下降。7月末，为解决给养，西征部队袭击了珠河县元宝镇附近的集团部落。7月29日，西征部队在一面坡附近暴露了目标，遭到敌人的紧紧追击，被迫退至该镇南部的山地密林中。异常艰苦的行军条件，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考验着每个抗联官兵。就在这内无给养，外有追兵的紧迫关头，担任西征总的军事政治 领导责任的宋一夫，对抗日斗争前途悲观失望，背叛党和人民，于7月30日借巡岗查哨之机，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携手枪一支、公款1600元叛逃投敌。宋的叛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是，李延平、王光宇等坚贞忠诚的抗联指挥员，仍然坚定的执行西征任务，率部继续 向五常进发。

　　敌人从叛徒宋一夫口中得知抗联第二路军西征的部署和兵力后，为了彻底剿灭抗联第二路军西征部队，从哈尔滨、长春等地调来日军主力500人和装备精良的伪军2500多人，会同当地日军守备队，在六七架飞机的配合下，围追堵截西征部队，使西征部队处境更加艰难，部队缺粮断炊，官兵饥肠饿肚，艰难与敌周旋，8月15日，西征部队到达五常县冲河地区。敌人不断增派重兵对各路口进行严密封锁，同时派小分队进行追剿。在破坏大青川、冲河东岸敌人木业采伐场 等多次战斗中，西征部队伤亡惨重大幅减员。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抗联第四、第五军西征部队决定分兵活动，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此时，第四军只剩百余人。9月下旬，第四军西征部队遭到敌人包围，战斗中，部队被敌军冲散，60余名战士被俘。在整个西征中，第四军西征部队损失惨重。11月20日，李延平、王光宇与7名队员在五常县沙河子南沟错草顶子宿营时，队内3名队员密谋叛变，向李延平、王光宇两军长开枪射击后逃走。李以身殉国，王光宇身受重伤，强忍伤痛，带领剩下的4名队员继续坚持战斗。年底，他们在海林与敌遭遇，激战中王光宇壮烈牺牲。

　　抗联第五军西征部队于8月在冲河与第四军远征部队分手后，在关书范、陶净非的带领下，先后袭击了大青川、冲河山林地带敌人本营，并继续 挺进至舒兰地区。后于夜间返回五常，在渡牤牛河时与敌人遭遇，激战中第一师与第二师失去联系。第二师部队也相互失去联系。第二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带领五团余部冲出敌人包围，向老游击区宁安县进发，后与抗联第二军第五师会合，转战于额穆、敦化、安图等地。

　　失散后的抗联第五军第一师经海林向西征出发地刁翎地区北返，以寻找第五军军部。9月初在头道河子渡过牡丹江。10月中旬一天的夜里，部队露宿在林口三家子以北的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沿岸的柞木岗山下，准备第二天拂晓渡河，绕道去喀上喀(今属依兰县)密营军部。不料夜晚取暖的篝火被住在样子沟的特务葛海禄发现，他向当地日本守备队作了报告。在葛的带领下，日本守备队和伪军连夜向一师宿营地扑去，在宿营地附近设下埋伏，等待天亮发起攻击。

　　第二天拂晓，一师部队整装待发，准备由附近渡口过河，当时的乌斯浑河河水暴涨，水面加宽，流急浪大，已找不到原来的渡口。为了安全起见，师长关书范命令会水的参谋金世峰带领妇女团先行过河。该妇女团是在楼山镇战斗后，由在第四、五军参加西征的女战士合并组成的，随第五军行动。妇女团战士在战斗、行军间歇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在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战斗和艰苦的环境中，许多女战士不幸牺牲，原有的30多人的妇女团在返回乌斯浑河沿岸时只剩下8名同志。她在政治指导员冷云的带领下行进到河边，正待过河时，敌人突然从后攻打上来。此时，岸边的大部队一面组织火力 向敌人反击，一面向柞木岗山里撤退，8名女战士被敌火力阻隔在岸边。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掩护大部队转移，冷云命令女战士向敌人开火，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当敌人向他们扑来时，抗联第五军第一师长大部队趁机发起冲锋，突破了敌围。大部队突破敌围后，发现8名女战士仍据守在河边与敌人战斗，便立即返回接应。然而，敌人用重火力封锁，完全切断了大部队与女战士的联系，接应未能成功。敌人见抗联大部队撤离，遂集中火力向8名女战士疯狂进攻，企图予以活捉。冷云等8名女战士毫不畏惧，顽强沉着地与敌人战斗。敌人不断狂嚎，呼叫劝降，女战士们回答敌人的是子弹和手榴弹。后退无路的冷云等8名女战士弹药基本耗尽，敌人呼叫着逼近时，她们坚强地站立起来，将手中最后的三枚手榴弹投向敌人，继而背起受伤的战友，相互搀扶着毅然决然地步入波涛汹涌的乌斯浑河，溺江捐躯，壮烈殉国。8名女战士中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只有13岁。这就是大家所传颂的“八妇投江”的英雄故事。

　　11月初，抗联第五军第一师返回刁翎后方基地。至此，抗联第二路军组织的第四、第五军主力部队的西征宣告结束。

　　抗联第二路军西征部队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此次西征仍有其重要意义；一是西征军突破敌人在伪三江省的封锁包围，扰乱了敌人重点围歼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部队的计划，转移了敌人注意力，使留在原地的抗联部队减少了压力；二是第二路军主力西征之时，八路军游击队已顺利突入热河；三是在东北，日本挑起张鼓峰事件，西征部队的英勇战斗，破坏、扰乱了敌人后方，牵制了敌人的兵力，起到了一定的军事配合的作用；四是西征部队在攻袭敌人据点、“集团部落”中，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毁坏了敌人的一些军事设施；五是西征部队在各地进行抗日宣传，使群众了解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扩大了党和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六是西征返程出现 的“八女投江”英雄壮举，成为中华民族不甘屈服外来敌国主义侵略，勇于抗争的优秀代表，其光辉业绩万古流芳。许多在西征中牺牲的抗联指战员，其英勇战斗，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革命到底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继续战斗。

　　(三)北满抗联部队的西征

　　在敌人不断开展“三江大讨伐”，北满抗联各部队面临被围歼的严峻形势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8年5月、6月，在铁骊(今铁力)、通河连续召开第七、第八次常委会。会议在分析了北满地区抗日武装面临的急剧变化的严峻形势后，决定为冲破1938年敌人开展的“大讨伐”，跳出敌人包围圈，迅速组织北满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北方向的海伦、通北进行远征，史称西征，以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并选择时机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系。

　　海伦、通北位于小兴安岭西麓与黑嫩平原东北部交界处。这里日伪统治相对薄弱，又有森林密布的山岭为部队建立 后方密营提供天然屏障。1936年冬和1937年夏，抗联第三、第六军曾远征到铁骊、海伦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第三军第六师张光迪部仍在此坚持斗争，并建有多处密营，储备了一批粮食，因此，这里适宜开展游击战争。这次西征由张寿篯、金策、魏长魁、冯治钢等具体负责，参加西征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部队共800余人，分三批进行。

　　参加首批西征的部队由抗联第三军政治保卫师和第九军第二师，共150余人，由魏长魁、郭铁坚、常有钧指挥。第二批西征部队有两支队伍，一支由抗联第六军教导队一部、第一师第六团、第二师第十一团200余人组成；另一支由抗联第三军第三师、第六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二师第十二团、第四师一部300余人组成，由张传福、金策、侯启刚、王明贵指挥。第三批西征部队第六军教导队一部、第十一军第一师100余人组成，指挥员是张寿篯、李景荫。

　　小兴安岭古树参天，大雪封山，人迹罕至，气温降到零下40余度。西征部队官兵手脚被冻裂，衣服被树枝刮破，加之敌人围追堵截，与敌遭遇，激战频繁，伤亡惨重。

　　东北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部队三批西征队伍，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前后历时6个多月，行程千余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艰巨的西征任务。为了抗日救国，参加西征的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表现出了中华儿女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抗战必胜的信念。在西征的征途上，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与其战友创作了著名诗篇《露营之歌》。

　　北满抗联主力部队西征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抗联围歼在伪三江省的图谋，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进行战略性转移的计划，保存了抗联部队主力，为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