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进行反围剿运动战，来到湖南省兹利、桃源一带，声势浩大，穷人们奔走相告。余友清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要去找红军，摆脱苦难的生涯。

　　一天，趁父亲不在家，他披上一条麻袋，撑起一只舴艋小舟，顺着澧水漂泊而下。两岸的青山翠竹，他无心留意，一路的急流险滩，挡不住他去心如箭，他只盼望着早日遇上红军。终于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岸上有一支急匆匆奔走的队伍。他想立即弃舟奔跑过去，又怕队伍不是红军，反入狼群。于是，他把小舟靠拢在山崖下，隐身观察，队伍渐渐走近了，他看清了红旗，看清了帽沿上的红星。他一个箭步蹿上岸去，不顾一切地向队伍跑去，发出求救似的高呼：我要参加红军，我要参加红军！

　　1935年，余友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战士成长为班长、排长、骑兵大队长……

　　1954年5月，担任志愿军铁道工程兵五师副师长的余友清率部从朝鲜回国了，驻扎在黑龙江省汤原——伊春一带，一面筹建汤原北大营，一面参加汤旺河森林铁路建设。

　　10月，铁道兵司令员王震来五师视察，发现战士们在驻地附近开了许多零星荒地，种上的蔬菜、瓜豆，果实累累。这使他萌发一个崭新的计划：抗美援朝停战后，国家将要实行义务兵役制，有一大批老战士将要复员。北大荒的土地资源丰富，如果能动员老战士们在这里开荒办农场，岂不两全其美！既安置了大批复员军人，又可以为国家增产粮食。于是，他把这个打算跟余友清和随行的参谋们谈了。余友清连声说好。

　　“我想先试一试。等到有了经验，再向中央提出报告。”王震踌躇地说。

　　“要搞试点，打头阵，我去。”余友清如同当年请缨出征一样，坚定，恳切。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王震司令员毅然下定决心，让余友清带领参谋人员去密山、虎林一带勘查荒原。司令员很了解下属这位战将，他骁勇、机智，更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劲。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忻口大战中，余友清率一支骑兵部队，突然冲入敌阵，挥刀猛砍，杀得鬼子人仰马翻，弄不清哪来的“天兵天将”；待敌人集结残部准备顽抗时，只见滚滚尘沙，骑兵部队早已风驰电掣般离去。在绥远清剿马匪时，余友清拍马紧追一股残匪，一个土匪头子回马一枪，子弹擦着余友清的头皮飞过，把狗皮帽子穿个窟窿。时值隆冬，同志们劝他换一顶帽子，他发誓说不抓住土匪头子不换帽子。后来，他又率领部队穷追猛打，终擒匪首。可是，他的头皮也冻伤了，留下一块永久的印记。将军含笑自语：让余友清担任铁道兵建场的开路先锋，是最合适了。

　　余友清和参谋们来到密山。真是密山山密，莽莽苍苍的完达山横贯西北，向东延伸出一条条平缓的山峦，像无数条彩带，把广袤的原野分割成一片片低谷平原。余友清亲自带人踏察荒原，写出调查报告，报告上报后，受到王震司令员的好评。并且很快做出决定，让余友清率领一支先遣队，去虎林筹备开荒建场。

　　先遣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由500名转业官兵和大批劳改犯人组成。没有机械，没有装备，余友清得到的唯一珍宝，是临行前调配了一位农业技术员。她叫杨淑云，四川大学农学院毕业，四川解放后，随同丈夫(川大同学)参军，一直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这次听说铁道兵要办农场，她就有了用武之地，踊跃地报名参加。

　　11月上旬，部队出发了。部分年老体弱的同志坐一辆敞篷汽车，余友清让杨淑云和她的三个孩子坐在自己的吉普车里。大部队则徒步行进。17日，部队由密山向虎林挺进时，正遇上漫天大雪，大雪灰濛濛的，雪花卷舞着洒向车窗。杨淑云第一次来到东北，看着银白世界，不由得浮想联翩。兴奋地说道：“余师长，将来这里都种上小麦大豆，白面也能堆积成山呢！”

　　余友清笑了笑说：“不容易呀！”这时，孩子们叫着妈妈，妈妈，一个个紧紧凑向妈妈的怀抱。余友清马上脱下披在肩上的羊皮大衣递了过来，并关切地说：“小杨子，快给孩子们盖上。我们开拓的事业还得让孩子们接班哩。”杨淑云接过大衣，一股暖流流进了心窝……

　　1955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的第一个农场——850农场，就在虎林县附近的西岗宣布成立了。

　　余友清凭着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带领技术员杨淑云和参谋人员，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几乎踏遍了完达山南麓的山山水水。用炮兵观察镜代替测绘仪，在地图上标示出一道道红色，描上一个个红色的“生产线”。他仍然像临战前的指挥员，部署着开荒、生产的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第三战役……，面对那幅布满标记的地图，指着各种符号，指点着这是交通线，这是人工河，这是人工湖，这是生产点，将来要有学校、医院、加工厂，也要盖大楼……他严肃地说：“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我们的行动计划，是我们的战斗目标。每个人都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余友清心里燃烧着热火，在他的引发下，战士们的心里也燃起了烈火。各个工地上热气腾腾。修路前线，运木场上，处处有嘹亮的战歌：

　　雄纠纠，气昂昂，奔向北大荒，为人民，为理想，建设新家乡。毛泽东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艰苦创业，地覆天翻干一场。

　　春天的步伐来得如此急迫，运木场上的原木还没运完，冰道就化了；密虎线的桥涵还未架设，小河开封了。开荒、生产已刻不容缓，而机械、农具、油料尚未运到。王震司令员几次来电来信，让提出生产计划和各项具体措施。余友清已有了两手准备，他已培训好一批足以胜任的拖拉机手，他们中间有坦克兵，也有铁道工程兵中的推土机手。同时，他已命令小烘炉加紧赶制铁锹和开荒用的大撅头，等到大地开化，就人机齐下，向地球开战。

　　迎着晨曦、大雁嘎嘎地从头掠过。经受过一冬厚雪积压的枯草下面，嫩芽儿萌发了，可是机械装备还未运到。余友清默默地思考着：机械装备，油料全部依靠国外进口，要按照国家的严密计划，可能在哪个环节上受阻了。农时迫在眉睫，他不能等待，还是依靠自力更生的传家宝吧！他动员全部人马去开荒。除了人手一把铁锹，他又安装了数十台人拉犁，他当过纤夫，对于拉力特别熟悉。他亲自去拉犁翻地，并且亲自调整绳索的间距，使吃力点集中，每张犁配12-20人不等。他要求每人平均开荒不得少于0.3亩，自己也不例外。等到机械力量投入大开荒时，他们已开垦了万余亩良田。

　　新耕翻的黑土散出芳香，阳光暖烘烘的，引发着万物的生机。余友清思考着播种。他请刚从上级调来的一位农艺师做出规划。农艺师却说：“按照作物的发育规律，新开垦的生荒地，至少要两年以后，等草根腐烂了才能播种。要不然就得不偿失了”。

　　余友清急了。他说：“国家需要粮食，才让我们来开荒。开了荒不播种，那成什么理”。

　　农艺师还是坚持说：“这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规律，土地要有熟化过程”。

　　余友清尊重科学，但科学技术也需要发展。他带着技术员杨淑云走向农村。他们来到老农许大爷家请教。许大爷留着一绺花白胡子，开朗、健谈。等余友清讲明了来意，便捋捋胡子，笑呵呵地说：“庄稼人有句俗话叫“人勤地打粮，人懒草当家”。北大荒这地，只要管理好，种啥都能收。”

　　余友清这才单刀直入地说：“当年开荒能否当年种，种什么最合适？”

　　许大爷点点头。也干脆地回答说：“怎么不能种。现在是过了谷雨迎芒种，种小麦是晚了，播大豆最合适”。

　　余友清像课堂上遇到难题的小学生，一下得了启迪。马上又提出新的议题：“我们的也是翻了，可是没有重耙，没有播种机，怎么播种？”

　　许大爷仰面看着余友清，像有几分遗憾似地说：“看你像庄稼人出身，我们农民几时用过机器种地。有人就能种上地。地翻过来了，就可以在垡片上点大豆，秋后准能收获。”

　　余友清紧紧握着许大爷的手，连声说着：“谢谢，谢谢。”回头又对杨淑云说：“小杨子，许大爷讲的书本上有吗？”杨淑云不禁满脸绯红，笑着说：“我也要从头学起！”

　　于是，余友清果断地下达决心：“全力以赴人工抢播。”当年播上大豆3万余亩，水稻2000余亩。共收粮豆3400吨。三大队人工播种的大豆，亩产高达89公斤，超过了当地的平均亩产水平。

　　第一回合的利用，鼓舞了全体垦荒战士，也为王震司令员下决心扩大军垦农场提供了依据。1955年秋后，王震司令员又动员大批铁道兵转业官兵进军大荒。三师副师长黄振荣，四师副师长李瑶含先后到达八五0农场、八五0农场真正成了以场扩场的大本营，成了产蛋的母鸡。余友清又陪同黄振荣、李瑶含等去完达山南山踏查，确定了筹建八五一、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等农场的场地；当1956年初春，大批铁道兵转业官兵来场的时候，经过建场锻炼的垦荒战士，又成了扩建新场的骨干，带领战友们进入新的开荒基地。

　　余友清作为铁道兵开荒建场的先锋，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

　　1964年，随着农垦体制改革，余友清任东北农垦总局虎林分局局长。他仍然住在西岗那座低矮的草舍里。他脱下黄色军装，穿着普通的布衫，生活在普普通通的人群里，被亲呢地称为“老余头”。但是，他毕竟年过花甲，由往日的伤残和劳累积聚成的疾病，无情地向他袭来，严惩的气管炎、风湿症迫使他的腰渐渐佝偻了，他确实失去了当年师长的威武，尽管领导多次劝他异地安置，由于他对黑土地的深深眷恋，他总是难于离去。

　　一天，王震司令员来垦区视察，见余友清病情严重，便下命令让他回原籍长沙市安置。直到1978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