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桌上摆放着两部辞书。一部是小词典《四角号码》，一部是《辞海》。两部辞书都是我最需要的时候爱心人士赠送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两部辞书，它是我学习、工作的良师益友。我当成宝贝一样珍爱，两部辞书更凝结赠与人和我的深情厚谊。

　　上世纪1963年代，我考上初中，正是国家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学生考入初中后要到县城读书，每月食宿费仅8元钱。农村学生能考上又能拿出学费的是很幸运的。我为节省每周的两天饭费星期六下午徒步30多里路回家，星期天下午背苞米面饼子再走回学校，即便如此，往往缺少必要的学习费用。到初中了语文老师要求必备字典。一天，老师告诉书店来《新华字典》了，每部一元二角，然而我囊空如洗，同桌同学早有《新华字典》我是多么的羡慕。我忽然想到父母嘱咐要有事找城里一个长辈亲戚。中午饭后，我匆匆来的她家嚅嗫地说出来意，好一会儿亲属才说，这个月还没发工资，等发了工资吧！我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心想真等发工资字典早卖没了。这时，他们共用一个厨房的邻居我叫关叔的看在眼里，对我说，我有一部词典给你用吧！说着把我拉到他房里，找出《四角号码》，我说都用《新华字典》，这我也不会查呀！他说我教你，不一会儿，我就掌握了。上语文课，老师写出一些生字让我们查字典，比赛速度和组词，我用《四角》往往比用《新华字典》的领先。因为不用先查拼音或部首直接到字页，并且还有词组，我爱上了这部小词典。快捷省时，后来，读《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古典文，虽冷字僻典多我查字直接到字页，基本不误读书速度。我十分感谢关叔雪中送炭的赠书之情。回家告诉了父母，也很感激，到夏天菜园下来第一波茄子、豆角都让我带给他家，由此我们的情感加深。他是复原军人，当过首长警卫员，爱好文学，也有零星散文、诗歌发表。我从识字时起爱看书，在他那里我借读到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历史等书籍。他跟我说文坛轶事、谈论政治时事、谈他在部队的经历和见闻，我很钦佩他见多识广。我们成为忘年交、莫逆之交。我高中毕业后，每年还要去看他家一两次，直到我来开发北大荒，每年总有书信来往。

　　1970年，我和大多数闯关东的老乡一样先后乘坐冒黑烟的绿皮火车来到嫩江县，传说中的“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北大荒。据了解嫩江县是驻军最多农场最多的县份。我投奔的当地政府给新来的老乡集中成立一个新生产队。车马、土地从老生产队调用一部分，队名叫副业队，有四十多户，抽调有能力的老生产队干部当队长。之后又从山河、七星泡农场调来九户，说是摘帽的“右派”下放。上级来领导开会说还要在政治思想上提高教育等等。都在一起干活，我发现分配劳动他们从不斤斤计较，也很卖力气，时间长了相处都很融洽，没谁把他们当阶级异己分子。有位名叫李亚子的虽然不太会北方农活，劳动细心被分配当饲养员。一次我卸车送马，眼看着他牵着一群马到沟塘边饮马，一匹老瞎马喝水一下子陷倒泥水里，他努力喊着牵拉，我也跑过去帮忙，老瞎马居然呛一口水淹死了。他脸都吓白了，对我说“这回我可惹祸了，少说挨批斗”。队长报告大队，就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破坏生产”要开批斗会整整，也要赔偿罚款等。我是目击证人，实事求是辩驳说理，我也是队委会成员。最后在生产队队会提出批评，他又写检讨书。我也发现他文化程度很高，一了解他是20世纪50年代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在校就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来又考上北大研究生，1959年因他的导师被打成右派，株连他和他的作品。也被定为“中右”下放劳动。我因爱好文学，读初中时古今中外名著读了很大部分。我们常在一起劳动，有时我跟农友说点有关历史、文学 ，他基本不插话，有时点点头头或摇摇头。那时书店十分冷清，基本没什么文学书籍。但是，我到城里办事无论怎么忙必去书店，一次居然遇到出售郭沫若刚刚付梓的《李白与杜甫》。当年书荒，名人大作难得欣赏，但读后产生困惑，郭老对李、杜都予以否定，而点赞存世四首诗的“造反诗人苏焕”。我把这本书借给李亚子读。还书时对我说，不过以文革的郭老反文革前的郭老而已......自此交流逐渐加深感情成为朋友、忘年交。我在生产队劳动五年多，大队学校缺教师调我教学。他听到消息很为我高兴，那天晚上他捧着一部《辞海》到我家，对我说，他有很多书，这些年带在身边的只有这部《辞海》，现在送给你吧！这意外的惊喜我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文革10年那是文化荒漠时期，别说没钱书，就是有钱想买都买不到。他又教了我查字切音拼成方法。他说，你敢于担当做事又肯勤奋学习，国家形势好转了应该能有机会进步。那一晚我们谈了很多。大约两年以后，他老家来信说他被错定“中右”平反了，因为他当研究生还算学生，政策是不应该划右派的。他可以回老家安排工作，我由衷为他高兴。我帮他收拾行李，送走他的家人又在我家住一晚，直聊到半夜。他回到老家来信说在市里安排到文化局工作，同时又寄给我一部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我真有久旱逢甘霖的欣喜。临近春节买二斤木耳寄给他表达感激心意。我无法确知阅读多少遍《中国文学史》，在那些书荒年代里，我也养成了读《辞海》的习惯。只要哪怕几分钟的阅读就收获点点滴滴的新知识，让我我体味到哲学的一个原理量变促进质变的真谛。

　　当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时候，经过自学大学中文课程的国家严格考试，经过录用国家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考试。我都能场场杀出重围，榜上有名。更让我难以忘怀关爱我，赠送我精神食粮的人。几十年悠然而过，我拥有了自己购买的十几部新辞书，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可是《辞海》和《四角号码》依然放在我书桌上，不仅因为它是帮我渡过书荒的“难友”，作为我生命史中的见证，它还蕴涵着赓续中华血脉的友情、恩情和奋力拼搏的精神。